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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时，一贯道已发展成为最大的会道门组织，不仅人数众多，仅北京就有20万之众。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深陷其中。1951年10月，一贯道被宣布为反动会道门组织，和土匪、特务、恶霸、反动党团骨干一起，成为镇反运动的五方面打击对象之一。点传师在一贯道中位居第5级，属于上层。 对这个点传师的抓捕很顺利。抓捕后搜查房间时，况浩文突然发现，带穿衣镜的柜子下面，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动了一下。“我以为是个人，我拔枪，斜着身往那个柜子后面扑过去，进去一看，没人。其实可能是我眼睛花了，当时神经高度紧张。” 况浩文至今回忆起来，仍觉得心有余悸：“当时是凌晨四五点，光线不好，屋子又窄，是有点恐怖。恐怕我看那个绣花鞋就两三秒钟，但这两三秒钟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。” 除了那双绣花鞋，况浩文至今念念不忘的还有两个小女孩。时隔多年，他已记不清那两个小女孩是否是那个点传师的女儿。 当时，那两个两三岁大、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床上，一直望着涌进来的端枪的陌生人，临走时，还对他们说：“解放军叔叔再见。” “那一会儿，我心动了一下。事后想起来，她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是来抓她们妈妈的。那对女孩如果在的话，应该是60多岁了。我希望这对姊妹这一生是平安的。” 雾都重庆 1951年3月的重庆依然寒冷。 3月重庆街市的景象，正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英文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载：“绾系逮捕之人，累累过市。”朝天门码头，常常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，一批一批的反革命分子在那里被枪毙。 关于反革命分子的划分标准，况浩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伪军连长以上、伪政权保长以上、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、三青团区队长以上、警察巡官以上、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，大致都可算作反革命。“不一定有现行，不一定有(具体的)反革命活动，但是你是反革命政权的社会基础。” 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，关于镇反的消息不绝于耳。 按照“双十指示”的要求，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。“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，必须公布判决，在报纸上发布消息(登在显著地位)，并采取其他方法，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。” “三·一三”大批捕的当天，重庆的《大公报》以《四千余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》为标题，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。《新华日报》则于第二天发表社论《严厉惩办反革命分子》。 宣传的作用无疑是显著的。3月26日的《大公报》上，刊载了两篇检举亲人的文章，一篇为四川大学学生李国新所写的《我活捉了我的父亲》，一篇为大公报记者杨本泉采写的《罗思棣检举了做特务的丈夫》。文中写道，他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揭发亲人罪行之后，都觉得“很轻松”。 不过，过度的宣传声势也引起了中央的警惕。刘少奇在高干会上明确提出：“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。……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，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，亦恐产生副作用，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‘杀人过多’‘行动过火’等。” 此后，西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，就《新华日报》等很不策略地“连篇累牍”刊载清匪反霸消息做了检讨。 中央也注意到了有的地方镇反扩大化的问题。毛泽东1951年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，就马上找来罗瑞卿，命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，部署全面收缩。同时，他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，要求他们“严重注意”镇反中失控的情况。 在况浩文看来，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。“那么大的运动，难免不出现一点差错，或者打击面稍微大了一点。但是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不管是哪个党，哪个政权，你不镇压他，他就打倒你了，这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。” 镇反运动之后，各地频发的国民党策动的武装暴动几近绝迹，特务的杀人放火也大幅减少。 《一双绣花鞋》的命运 1955年，况浩文因身体不好，转业至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工作。虽然离开了公安工作的第一线，但那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。 1958年大跃进时期，提倡群众写作。况浩文每晚十点后，拿报纸把电灯泡裹起来写作，至凌晨一两点。几个月后，小说《在茫茫的夜色后面》完稿。他将稿子寄给了《成都晚报》。 《成都晚报》想连载这篇小说，但小说里面有国民党女特务对中共党员产生爱慕之情的情节，他们拿不准，就往上送审。 “我在公安部时学的是苏联的教材，就是克格勃那一套，其中有一条‘美人计’。但在中国不许干这个。我在小说里多少写了一点，一个国民党女特务对共产党员发生了爱慕之情。”况浩文解释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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